“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圈在房中央的，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驾式，墙是隔音的墙，鸣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

    这是上海作家王安忆写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一段节选。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白描的手法，用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里弄，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王安忆细腻的笔触使这三种形态的里弄建筑仿佛有了生命，并带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可以说，里弄建筑是上海所独有的产品。这些里弄建筑的出现和一个世纪前上海的殖民地历史背景有着深切的关联。从1845起，英、美、法、日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建立了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租界，而老城厢一带则为华界，初期，这些界地各自为阵，互不干扰。有些外国租界甚至在一些公共建筑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受到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186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人们纷纷迁居租界，致使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住房问题日益突出。房地产商见有利可图，乘机大肆建造低价位的住宅。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设计师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相结合，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样式的里弄住宅，在思南路周边地区建造于1918年的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可以说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建筑。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从这里开始蕴育起来的，新渔阳里6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之一。

就像王安忆传神的描绘的那样，石库门建筑的从外观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和尺度大大缩小，空间变得紧凑甚至有些局促，由于早期的住宅每户都有一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所以将此类住宅群一律称作石库门里弄，只是到了后期，不断改进的新式石库门建筑才开始注重石库门本身的装饰，一般在石料门框上方有三角形式圆弧山花，上面有西式砖雕或石雕，在砖券、柱头等部位也出现了西式装饰。